
朱枫本名朱谌之,1905年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一个渔业世家。家里靠海运和贸易维持生计,父亲朱云水在当地渔业公会担任会长,母亲来自宁波商人家庭。她是家中六姐妹中的老四,从小接受正规教育,十三岁进入镇海县立女子高小,十六岁转到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就读。那时候正值五卅运动影响深远,她毕业于1927年,二十二岁,已经接触到反帝思想,开始参与学生运动,散发传单,组织集会。这些经历让她从一个普通女孩逐步转向社会活动。
毕业后,家庭安排她远嫁东北沈阳,丈夫陈绶卿是奉天兵工厂的工程师,比她大十七岁。陈绶卿前妻生下二儿二女,其中最小的一个女儿陈志毅只有七岁,随父亲生活。朱枫接手抚养这个孩子,给她取小名阿菊,每天负责她的饮食起居和启蒙教育。婚后不久,她生下亲生女儿陈兰芳,家庭生活表面平静,但东北局势不稳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,日本军队占领沈阳,兵工厂停工,陈绶卿带着家人南下避难。朱枫携阿菊和陈兰芳乘火车返回镇海,途中颠沛流离,抵达后不久,陈绶卿旧病复发,于1932年去世。那年她二十七岁,成了寡妇,独自拉扯两个孩子。
展开剩余82%丧夫后,朱枫靠变卖家产维持生计,同时开始接触抗日救亡团体。1937年七七事变后,镇海街头抗日情绪高涨,她卖掉部分首饰,加入当地妇女会,分发宣传品,联络志士。这些活动让她结识朱晓光,两人于同年结婚。朱晓光是地下工作者,他们婚后生下女儿朱晓枫和儿子朱明。抗日战争期间,朱枫多次参与传递情报和募捐,1944年还因涉嫌地下活动被捕,关押一段时间后释放。这段经历让她更坚定信念,1945年抗日胜利,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一名党员。
家庭变迁对朱枫影响深刻,早年富裕生活转为颠沛,丧夫后她学会独立,抚养阿菊期间注重教育,让这个继女从小识字懂事。阿菊长大后于1946年嫁给国民党警务处职员王昌诚,两人从上海迁往台湾。朱枫对阿菊的感情深厚,但时代大潮已将她们推向不同轨道。朱枫的革命之路从家庭琐事转向国家大事,她在镇海老家操持家务的同时,逐步融入地下网络。1948年,她调往香港从事联络工作,负责文件传递和人员安排。
朱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,迅速投入地下工作。1948年调香港,她负责情报联络,安排接头点,传递文件。那时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,她的任务是为华东局服务。1949年底,国民党退守台湾,她以探亲名义从香港乘船赴台,表面上是看望养女阿菊,实际是为联络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传递情报。吴石是国民党高级将领,但暗中支持中共,提供军事情报。朱枫住进阿菊夫妇在台北的家中,王昌诚在警务处任职,家庭环境相对安全。
在台期间,朱枫的主要联系人是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和吴石。她通过蔡孝乾转递吴石的情报,内容涉及国民党军队部署和台湾防御情况。这些情报对大陆解放台湾有重要价值。朱枫完成特派员任务后,计划当月返回上海,与朱晓光和孩子们团聚,甚至提前写信给上海友人,信中提到归家打算。她的工作谨慎,文件藏匿在日常用品中,接头地点选在公共场所,避免暴露。
1950年2月,蔡孝乾第二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,他很快叛变,供出朱枫和吴石等人的身份。这次叛变导致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,数百名党员被捕。吴石闻讯后紧急安排朱枫撤离,她收拾行装,乘渡轮从台湾去舟山。舟山当时仍由国民党控制,与镇海老家只隔一海峡,但海面封锁严密,无船可渡。她在渔村暂住,试图找船回大陆,却因追捕而失败。谷正文的手下在定海将她抓获,押回台湾。
被捕后,朱枫关押在台北监狱,国民党多次审讯劝降,她拒绝透露任何信息。为保全秘密,她将衣物中的金饰咬碎,分次吞下,企图自尽。狱方送她去医院,用泻药排出金块,她的身体状况恶化,但意志未动摇。1950年6月10日,朱枫与吴石、陈宝仓、聂曦一同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枪决。她四十五岁,吴石五十七岁,陈宝仓五十岁,聂曦三十三岁。这起事件被称为“密使一号案”,轰动一时,国民党媒体大肆宣传。
朱枫牺牲后,国民党当局将遗体火化,骨灰置于台北无主纳骨塔,编号233,后改为77,标签写成“朱湛文”,这是“朱谌之”的误写。三月后,阿菊申请领取遗物,获准但未现身,从此骨灰无人认领,尘封在塔中。阿菊夫妇改名隐居,王昌诚因朱枫案被关押数月审讯,出狱后全家与朱枫划清界限。户籍档案中他们的信息消失,两岸通商近二十年,他们避开大陆亲人寻访,子女多次托人打听无果。
大陆这边,朱枫子女得知母亲牺牲消息后,生活陷入悲痛。朱晓枫和朱明在上海长大,父亲朱晓光继续地下工作。1951年,华东局批准朱枫为革命烈士,子女享受烈士后人待遇。吴石后人则等到1973年才获追认。朱晓枫从医,朱明从事教育,他们一边工作,一边打听母亲下落。2000年,朱晓枫首次看到母亲受审照片,她身穿旗袍,神态平静,这张照片由台湾学者徐宗懋提供,成为家人缅怀的珍贵资料。
骨灰尘封反映了时代的分裂。国民党当局火化处理地下党员遗体是惯例,无主塔成了许多烈士的归宿。阿菊未领骨灰的原因复杂,她丈夫王昌诚的警务背景让她担心牵连。两岸隔绝期,信息流通难,朱枫子女只能通过零星渠道求证。谷正文在审判后撰文评价朱枫,承认她的纪律性,但这更多是宣传需要。
尘封六十载的骨灰,不仅是物理遗存,更是政治遗留问题。国民党退台后,加强白色恐怖,地下党员家属常被迫切割关系。朱枫的亲生子女在大陆享受待遇,但养女阿菊在台湾选择沉默。
2005年,朱晓枫委托台湾学者徐宗懋寻访母亲遗骸。徐宗懋笔名秦风,研究吴石案多年,他先找到阿菊,原名陈莲芳,已八十五岁,丈夫王昌诚改名王朴,早年病逝。阿菊住在疗养院,徐宗懋出示委托书,提及朱谌之,她立刻否认:“她是共匪,跟我没关系,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。”她担心牵连女儿,坚持立场,未提供任何线索。徐宗懋继续调查,翻阅档案,联系民政部门。
2010年,一位潘姓大陆人士赴台北参加秋祭,在无主纳骨塔发现编号77的“朱湛文”骨灰罐。他拍照发给徐宗懋,徐核实后邮件告知朱晓枫,确认是母亲遗骸。朱晓枫年事已高,委托大女婿李扬办理。李扬乘专机从台北接回骨灰,12月9日抵达宁波,转镇海故里。安放仪式简朴,亲友焚香默哀。2011年7月,骨灰移至镇海革命烈士陵园,建“枫园”纪念。潘汉年、陈毅签署的烈士证书,早年已颁发,如今骨灰归来,补全了历史一环。
阿菊的拒认源于恐惧和立场。她七岁起由朱枫抚养,感情基础深,但丈夫王昌诚因案被捕,审讯数月,出狱后全家改名避世。阿菊生于1924年,1946年嫁王昌诚,迁台后生子,生活稳定却夹杂阴影。白色恐怖下,国民党株连家属,她选择切割以保全家庭。85岁时面对徐宗懋,她的态度坚定,反映出时代烙印。
寻觅过程靠民间接力。徐宗懋的坚持、潘姓人士的偶然发现、李扬的奔波,体现了人性温暖。朱枫骨灰归来,正值牺牲60周年,镇海陵园成了教育基地。朱明编写《枫叶飘落在台湾》,记录家史。阿菊的拒认不是个人恩怨应牛配,而是政治选择的产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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