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枫本名朱谌之，1905年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一个渔业世家。家里靠海运和贸易维持生计，父亲朱云水在当地渔业公会担任会长，母亲来自宁波商人家庭。她是家中六姐妹中的老四，从小接受正规教育，十三岁进入镇海县立女子高小，十六岁转到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就读。那时候正值五卅运动影响深远，她毕业于1927年，二十二岁，已经接触到反帝思想，开始参与学生运动，散发传单，组织集会。这些经历让她从一个普通女孩逐步转向社会活动。
毕业后，家庭安排她远嫁东北沈阳，丈夫陈绶卿是奉天兵工厂的工程师，比她大十七岁。陈绶卿前妻生下二儿二女，其中最小的一个女儿陈志毅只有七岁，随父亲生活。朱枫接手抚养这个孩子，给她取小名阿菊，每天负责她的饮食起居和启蒙教育。婚后不久，她生下亲生女儿陈兰芳，家庭生活表面平静，但东北局势不稳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，日本军队占领沈阳，兵工厂停工，陈绶卿带着家人南下避难。朱枫携阿菊和陈兰芳乘火车返回镇海，途中颠沛流离，抵达后不久，陈绶卿旧病复发，于1932年去世。那年她二十七岁，成了寡妇，独自拉扯两个孩子。
展开剩余82%丧夫后，朱枫靠变卖家产维持生计，同时开始接触抗日救亡团体。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镇海街头抗日情绪高涨，她卖掉部分首饰，加入当地妇女会，分发宣传品，联络志士。这些活动让她结识朱晓光，两人于同年结婚。朱晓光是地下工作者，他们婚后生下女儿朱晓枫和儿子朱明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朱枫多次参与传递情报和募捐，1944年还因涉嫌地下活动被捕，关押一段时间后释放。这段经历让她更坚定信念，1945年抗日胜利，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一名党员。
家庭变迁对朱枫影响深刻，早年富裕生活转为颠沛，丧夫后她学会独立，抚养阿菊期间注重教育，让这个继女从小识字懂事。阿菊长大后于1946年嫁给国民党警务处职员王昌诚，两人从上海迁往台湾。朱枫对阿菊的感情深厚，但时代大潮已将她们推向不同轨道。朱枫的革命之路从家庭琐事转向国家大事，她在镇海老家操持家务的同时，逐步融入地下网络。1948年，她调往香港从事联络工作，负责文件传递和人员安排。
朱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，迅速投入地下工作。1948年调香港，她负责情报联络，安排接头点，传递文件。那时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，她的任务是为华东局服务。1949年底，国民党退守台湾，她以探亲名义从香港乘船赴台，表面上是看望养女阿菊，实际是为联络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传递情报。吴石是国民党高级将领，但暗中支持中共，提供军事情报。朱枫住进阿菊夫妇在台北的家中，王昌诚在警务处任职，家庭环境相对安全。
在台期间，朱枫的主要联系人是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和吴石。她通过蔡孝乾转递吴石的情报，内容涉及国民党军队部署和台湾防御情况。这些情报对大陆解放台湾有重要价值。朱枫完成特派员任务后，计划当月返回上海，与朱晓光和孩子们团聚，甚至提前写信给上海友人，信中提到归家打算。她的工作谨慎，文件藏匿在日常用品中，接头地点选在公共场所，避免暴露。
1950年2月，蔡孝乾第二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，他很快叛变，供出朱枫和吴石等人的身份。这次叛变导致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，数百名党员被捕。吴石闻讯后紧急安排朱枫撤离，她收拾行装，乘渡轮从台湾去舟山。舟山当时仍由国民党控制，与镇海老家只隔一海峡，但海面封锁严密，无船可渡。她在渔村暂住，试图找船回大陆，却因追捕而失败。谷正文的手下在定海将她抓获，押回台湾。
被捕后，朱枫关押在台北监狱，国民党多次审讯劝降，她拒绝透露任何信息。为保全秘密，她将衣物中的金饰咬碎，分次吞下，企图自尽。狱方送她去医院，用泻药排出金块，她的身体状况恶化，但意志未动摇。1950年6月10日，朱枫与吴石、陈宝仓、聂曦一同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枪决。她四十五岁，吴石五十七岁，陈宝仓五十岁，聂曦三十三岁。这起事件被称为“密使一号案”，轰动一时，国民党媒体大肆宣传。
朱枫牺牲后，国民党当局将遗体火化，骨灰置于台北无主纳骨塔，编号233，后改为77，标签写成“朱湛文”，这是“朱谌之”的误写。三月后，阿菊申请领取遗物，获准但未现身，从此骨灰无人认领，尘封在塔中。阿菊夫妇改名隐居，王昌诚因朱枫案被关押数月审讯，出狱后全家与朱枫划清界限。户籍档案中他们的信息消失，两岸通商近二十年，他们避开大陆亲人寻访，子女多次托人打听无果。
大陆这边，朱枫子女得知母亲牺牲消息后，生活陷入悲痛。朱晓枫和朱明在上海长大，父亲朱晓光继续地下工作。1951年，华东局批准朱枫为革命烈士，子女享受烈士后人待遇。吴石后人则等到1973年才获追认。朱晓枫从医，朱明从事教育，他们一边工作，一边打听母亲下落。2000年，朱晓枫首次看到母亲受审照片，她身穿旗袍，神态平静，这张照片由台湾学者徐宗懋提供，成为家人缅怀的珍贵资料。
骨灰尘封反映了时代的分裂。国民党当局火化处理地下党员遗体是惯例，无主塔成了许多烈士的归宿。阿菊未领骨灰的原因复杂，她丈夫王昌诚的警务背景让她担心牵连。两岸隔绝期，信息流通难，朱枫子女只能通过零星渠道求证。谷正文在审判后撰文评价朱枫，承认她的纪律性，但这更多是宣传需要。
尘封六十载的骨灰，不仅是物理遗存，更是政治遗留问题。国民党退台后，加强白色恐怖，地下党员家属常被迫切割关系。朱枫的亲生子女在大陆享受待遇，但养女阿菊在台湾选择沉默。
2005年，朱晓枫委托台湾学者徐宗懋寻访母亲遗骸。徐宗懋笔名秦风，研究吴石案多年，他先找到阿菊，原名陈莲芳，已八十五岁，丈夫王昌诚改名王朴，早年病逝。阿菊住在疗养院，徐宗懋出示委托书，提及朱谌之，她立刻否认：“她是共匪，跟我没关系，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。”她担心牵连女儿，坚持立场，未提供任何线索。徐宗懋继续调查，翻阅档案，联系民政部门。
2010年，一位潘姓大陆人士赴台北参加秋祭，在无主纳骨塔发现编号77的“朱湛文”骨灰罐。他拍照发给徐宗懋，徐核实后邮件告知朱晓枫，确认是母亲遗骸。朱晓枫年事已高，委托大女婿李扬办理。李扬乘专机从台北接回骨灰，12月9日抵达宁波，转镇海故里。安放仪式简朴，亲友焚香默哀。2011年7月，骨灰移至镇海革命烈士陵园，建“枫园”纪念。潘汉年、陈毅签署的烈士证书，早年已颁发，如今骨灰归来，补全了历史一环。
阿菊的拒认源于恐惧和立场。她七岁起由朱枫抚养，感情基础深，但丈夫王昌诚因案被捕，审讯数月，出狱后全家改名避世。阿菊生于1924年，1946年嫁王昌诚，迁台后生子，生活稳定却夹杂阴影。白色恐怖下，国民党株连家属，她选择切割以保全家庭。85岁时面对徐宗懋，她的态度坚定，反映出时代烙印。
寻觅过程靠民间接力。徐宗懋的坚持、潘姓人士的偶然发现、李扬的奔波，体现了人性温暖。朱枫骨灰归来，正值牺牲60周年，镇海陵园成了教育基地。朱明编写《枫叶飘落在台湾》，记录家史。阿菊的拒认不是个人恩怨应牛配，而是政治选择的产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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